浅谈我国对中亚地区的研究成果(锋晖)
发布时间:2013-03-15  浏览次数:

浅谈我国对中亚地区的研究成果

锋晖[1]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中国对中亚地区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程,表现为繁荣于古代,衰落于近现代,而在当代又重新繁荣,反映出中国与中亚地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今日中国中亚研究随着双边交流而不断加强,形成一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动中亚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关键词:中亚;学术研究;研究成果

 

我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联系可谓上溯久远,今日的中亚五国曾为我国古代西域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对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便十分频繁,先后有使臣、旅行家、僧侣等在各历史时期从多个路线对中亚进行了全方面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这一地区的自然、人文概况做了较详细的介绍,见证着两千多年来中华腹地与中亚地区密切关系。

自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全面发展趋势,我国无论就睦邻友好对外政策还是维护祖国统一、保证周边环境及边疆稳定来看都非常重视中亚这一地区,期间建立诸多研究组织,形成了稳定多样的研究队伍,从诸多领域开展中亚研究工作,形成一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推动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对于中亚的考察始见于先秦时期,该时期中西方交通尚未充分开辟,因此认识还较为初浅。在《穆天子传》、《山海经》、《禹贡》、《楚辞》等古籍中对于中亚地区有所记载,其文献涉及范围从西安向西贯穿宁夏、甘肃达到昆仑山、葱岭一带,记述了山川、道里、物产、药物等内容,虽其中夹杂众多神话成分,成文于文学作品形式,但确是当时人们对于中亚地区的最初认识。

公元前二世纪,汉朝政府为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派出使臣张骞联络西域诸国,其后司马迁根据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见闻著《史记·大宛列传》,其记录范围已达今克什米尔地区,该书对中亚的水系有了大体的描述,同时对城邦、民族及物产风俗有了较为详尽的记录,数据精确,内容详实,为汉朝政府了解西域、对抗匈奴创造了重要条件。

公元前60年,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汉王朝出于在西域兴置屯田、加强经济贸易往来的需要,对中亚地区的认识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期间班固所著《汉书·西域传》在山川大河交通线路等方面有诸多突破,依据“南道”“北道”的交通路线结合地理环境和居民经济生产方式划分出“南道诸国”、“北道诸国”、“山后诸国”、“葱岭诸国”等政权区域。至此,对于中亚地理基本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轮廓体系。继班固之后又有甘英、班勇二人进一步向西扩大对中亚的了解,使汉朝时期西域所指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甘英出使大秦虽未成功,但其足迹已涉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波斯湾等广大领域。班超之子班勇在任西域长史期间也对西域的气候地势、物产风俗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所著《西域记》较《汉书·西域传》内容进一步充实,至今仍为西域及中亚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公元二世纪末至公元六世纪,中西交通受政局影响较大,官方对中亚地区考察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但随着战乱而兴盛的佛教文化使大批的僧侣来往于印度、中亚和中原之间,其中诸多高僧撰写行记,记录沿途地理风貌及人文风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东晋末年的《法显传》、北魏后期的《宋云行记》和《水经注》。《法显传》和《宋云行记》记载了法显和宋云两位高僧由长安出发,纵深横穿张掖、敦煌、鄯善,沿塔里木河到葱岭,穿越塔什库尔干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到斯里兰卡,再由海路归国的全过程,对沿途的交通、生产及气候记录较为详实。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载了有关塔里木盆地以西的水系分布以及水利灌溉情况,对以往古籍资料中错误的记载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二、隋唐时期

公元六世纪末隋朝建立后着手西域的管理,设郡屯田,派奜矩绘制《西域图记》地理图籍,载有大量中亚地理信息,对中亚地理认识有进一步的发展。

唐初,唐政府因西突厥强盛而无力经营西域,但高僧玄奘不畏艰险,西行经中亚至印度,再由中亚返回,其著述《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细记述了一百一十个城邦地区的面积、气候、地形、水利、物产、民俗等,用笔生动,对中亚,尤其是对塔里木河、楚河、锡尔河、阿姆河和帕米尔地区地理的认识大大超过了前代。

公元七世纪中叶开始唐朝逐渐强盛,设立安息、北庭两大将军府,为巩固西域的统治,随即唐高宗派徐敬之撰写《西域图志》。天宝十年后,杜环在其西行中著《经行记》,对楚河、塔拉斯河、阿姆河一带的地理认识较以往有了新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吐蕃占据西域,中西交通受阻,对于中亚的考察也受到影响,直至五代时期后晋王朝派张匡邺、高居海通过“南道”联络于阗及周边地区,在其撰写的《行记》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一带地理及民族情况记述详细。

三、五代两宋至元代

五代分裂时期,因为陆路交通战乱频繁,而海上交通通畅,使得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受到一定影响,但仍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诸多著述。北宋僧人继业赴天竺求法,其《行记》记述甘肃至于阗、塔什库尔干、克什米尔、尼泊尔、西藏沿途的重要行程地名。与《行记》同一时代的《西天路竟》,虽作者无从考证,且记载简略,但也记载了诸多塔里木盆地西南交通地理情况,是研究中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十世纪后期,北宋政府派官员王延德出使高昌,其撰写的《行记》对吐鲁番盆地、天山山麓一带的气候、地理及民族进行较为详尽的描述。十三世纪初期,金朝派乌古孙仲端出使西域乞和于蒙古,其将吐鲁番至伊犁河以西地域行程由刘祁笔录完成《北使记》,虽后人评价错误较多,但仍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蒙古政权兴起后,伴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中亚、西亚及东欧的三次西征,中国新一轮对于中亚的考察开始了。期间耶律楚材著《西游录》,记述了中亚地区重要山脉水系、气候、物产及城郭,同时将成吉思汗所帅的四路大军在中亚地区作战路线等重要资料也一并纳入。1219年丘处机弟子李志常将随丘处机西行经历的见闻,沿途的山川道里、物产风俗撰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为当时中亚研究和中西交通的重要资料。1259年常德受元宪宗之命出使伊尔汗国,经过蒙古进入中亚腹地,途经伊犁河流域、塔什干、江布尔、撒马尔罕等地,其行程已达伊朗高原西北部,对成吉思汗西征后中亚经济的恢复状况描述较为详尽。元文宗时期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中有《元经世大典地理图》,这一著名的元朝地图虽内容较为简单,但涉及地域辽阔,涵盖察合台、伊尔、钦察汗国中亚、西亚诸国,还反映了北非和东欧等地,其封地的标注反映着元朝政府同诸汗国的联系,同时地图以“计里画方”的绘制方式完成,历受中外学者重视。

四、明清时期

察合台汗国灭亡后,中亚地区除帖木儿一度建立强大的政权外,始终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有明一代,对中亚的考察甚少,仅有陈诚奉使西域后撰写的《西域行程记》及《西域番国志》。

清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清除了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之乱后派何国宗和明安图等沿天山南北进行勘测,并将其勘测结果汇聚成册编成《乾隆内府舆图》、《皇舆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等著名图籍,这些勘测不仅包括当时的中国全境,还包括亚洲大陆的全部。其中的《乾隆内府舆图》是较早绘有经纬度的地图,所绘范围 “南至琼海,北及俄罗斯北海,东至东海,南到地中海”,绘图绝对位置虽有不甚精确之处,但其相对关系还是比较精确的,将对中亚的勘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关于中亚的地理著作也日渐增加,以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和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较为著名。这些作品对于古代中亚地区的自然地貌、交通地理、人文风俗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为清政府加强对于西域的管理及边防的巩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五、当代

19世纪起,沙皇俄国把统治扩大到了中亚,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924年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划界以后,俄国学者及中亚各民族新成长中的学者对中亚各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民俗、艺术、宗教、历法、医学、古迹和经济等方面都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阿拉木图、伏龙芝等地建立了有关的教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门专门以研究中亚地区及中亚各族人民为对象的学科——中亚学。在苏联的影响下,我国在20世纪30-40年代这一阶段的中亚研究成果是翻译和介绍一些国外研究成果,间接地记录了中亚五国及其民族的概况,但是这些资料因时事原因或未能出版或延期出版,诸如《新疆风暴七十年》这样的资料书籍直至80年代才在台湾出版,诸多内容只停留于档案资料汇编的范围。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后期,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需要为研究中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极“左”倾向。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极为晦涩,仅仅只是翻译了部分外文著作,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在1965年出版的迈可尔·刘金所著的《俄国在中亚》和1974出版的耶拉维奇著的《俄国在东方(1876-1880,介绍了沙皇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历史、统治政策及中亚的民族概况。

苏东剧变后,中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使其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中亚热”,又新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当代中亚学。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中亚各国贸易来往逐年增加,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由初期的探讨和关注苏联改革、苏联执政党垮台以及苏联解体等重大问题开始,对中亚各国的关注度也逐渐加深,对中亚历史、语言、文学、民俗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论从贯彻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来说,还是从维护祖国统一和保证我国能在和平的周边环境及边疆稳定的条件下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署来说,都非常重视中亚这一地区,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的政府机构和一些大学及科研院所中都建立了有关中亚的研究机构,其中,较知名的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等,它们培养了一批从事中亚教学、研究的博士和硕士。中央民族大学开办了俄语·哈萨克语、俄语·吉尔吉斯语、俄语·乌兹别克语专业,培养通晓中亚语言的人才,成立了有关研究中亚的学术团体,出版了不少有关中亚的著作。这些著作和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中亚历史研究方面:王治来著《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刘戈、黄威阳编《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治来著《中亚近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满达人著《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潘志平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项英杰著《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邢广程著《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王治来等编著《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王治来著《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当代中亚问题研究方面:邢广程著《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吴福环、陈世明主编《中国与中亚研究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君度、邢广程主编《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孙壮志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卡・托卡耶夫著《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新华出版社,2001版);杨丽著《转型中的中亚五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版);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潘志平主编《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徐亚清著《中亚五国转型硏究》(民族出版社,2003版);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李纲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加速推进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王鸣野著《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南亚五国》(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高祖贵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张宁著《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职能》(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独立以来中亚五国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和双方的合作潜力;孙壮志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部专著是国内较早系统阐述苏联解体到“9·11”事件之前中亚地区国际关系与安全格局的著作;孙壮志所著的《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分析了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前后阿富汗因素对中亚安全的影响;郑羽、庞昌伟所著的《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内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外交;郑羽主编《既非盟友,也非敌人:苏联解体后的俄美关系(1991-200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有关章节论述了1991-2005年俄美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政策和利益碰撞。

在中亚各国基本国情和各领域政策方面:新疆科委编《中亚五国手册》(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孟淑贤主编《中亚各国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孙壮志、苏畅、吴宏伟编著《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赵常庆编著《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刘庚岑、徐小云编著《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薛克翘、赵常庆主编《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胡振华著《中亚五国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沛著《中亚五国概括》(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中亚政治、经济、历史、外交、能源、军事等领域,以及中亚各国与周边各国的合作竞争关系,为我们了解中亚各国,解决诸多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纵观中国对中亚地区两千年来的研究,表现为繁荣于古代,衰落于近现代,而在当代又重新繁荣,而这和中国对周边其他地区的交流“古代鲜有往来,近现代则兴盛异常”的规律相比恰恰相反,反映出中国与中亚地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中国中亚研究的历程也见证了双方关系的发展,旧的时代的结束和新的时代的开始,今日中国与中亚的交流在对外交流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中亚研究也必然随着双边活动的加强而不断强化。

 

[1]锋晖(1977- ),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院长助理,政治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民族政治学。


本站由新疆师范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Copyright ?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新ICP备10003677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医路新疆师范大学中亚法律资政研究中心 | 邮编:830054 | 网站访问量: